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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就業效應

2019-03-15 06:03:52 現代營銷·學苑版 2019年1期

王磊

摘要:自我國加入WTO后,對外直接投資(OFDI)日漸增多,國內學者對OFDI母國效應的研究逐漸呈上升趨勢,然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到底是替代作用還是促進作用并沒有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擬對現有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從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效應的替代效應、促進效應及作用不確定性三個角度綜述研究現狀。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母國就業效應;文獻綜述

一、引言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越來越多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擔心我國OFDI會像發達國家那樣減少企業對本國內部的投資從而降低國內的就業率,給本就不容樂觀的就業形勢再添一層寒霜。跨國企業將經營活動轉移至國外,造成的“產業空心化”極有可能降低母國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導致失業人數的上升。這不僅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率社會的穩定發展。

然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到底是替代作用還是促進作用并沒有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擬對現有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探究OFDI對母國就業效應的影響。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替代效應

Ruttenberg(1968)基于美國的企業面板數據進行實證以分析美國1960-1965年對外直接投資對美國國內就業的影響。他發現,在資本稟賦一定的前提下,美國海外投資對國內出口存在替代作用,減少企業產出規模繼而對就業產生替代效應。Sevenson(1966)也從出口角度對OFDI的母國就業效應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海外子公司在短期內可以促進母國出口并增加母國的國內就業崗位;但從長期來看,隨著企業的海外子公司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成熟,子公司的投資經驗不斷增加,其參與國際貿易的機會與能力也不斷加強,這就使原本的互補效應變弱而替代效應明顯增強,母國就業相應減少。

此外,還有學者從投資行業、投資目的地、投資結構等角度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Imbriani et al.(2011)利用意大利2003-2006年企業層面的數據分析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和生產率的影響。他發現,企業海外投資對國內就業作用有限但由于企業類型不同,作用效果不盡相同。其中,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影響并不顯著,但服務業企業海外投資對母國就業有明顯替代作用。而Harrison et al.(2007)研究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對外投資的母國就業效應則得出不同結論,他發現服務業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其母公司的就業出現了增長。Becker et al.(2006)研究發現德國在低收入國家的投資對母國就業有促進作用,而在東歐等地投資則減少國內的就業崗位。Debaere et al.(2010)利用韓國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不同投資目的地母國就業的影響時則得出相反結論,他發現企業對發達國家投資對韓國的就業不存在持續的顯著影響,而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在短期內對母國就業有替代作用。Harrison et al.(2006)研究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時發現,垂直型直接投資促進國內就業,而水平型對外投資則有替代效應。Zapkau et al.(2014)則得出相反結論,他利用德國中小企業數據實證發現垂直型投資對母國就業有替代效應,而水平型投資有互補效應。

在國內研究中,張海波和彭新敏(2013)實證發現,從總體來看OFDI對我國國內就業產生替代效應,中等收入地區、中等及低教育水平地區OFDI對國內的就業表現為替代作用,低收入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則并不顯著。王艷和張洪振(2017)利用2001-2013年省級面板數據從企業異質性角度研究大中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小微企業就業的影響時發現,大中型對外直接投資對小微企業就業的影響存在空間異質性,OFDI對東、中部地區存在互補效應,而對西部地區存在替代效應。張建剛、康宏和康艷梅(2013)也從國內區域差異入手研究得出西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主要表現為替代效應的結論,但他從整體實證的結果與張海波和彭新敏(2013)相反,認為從全國范圍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就業的創造效應大于替代效應。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投資主體和行業角度進行了研究。劉輝和王洋(2011)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主體和具體行業就業影響時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有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國內就業量有較小的替代作用。劉海云和廖慶梅(2017)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制造業就業的影響時發現,水平型OFDI對國內就業存在顯著替代作用,且考慮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作用時,總體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提高會抑制OFDI對國內制造業就業的促進作用。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促進效應

Molnar(2007)利用OECD國家數據進行實證時也發現國內就業效應在不同東道國存在較大差異。如果東道國是美國則能夠促進國內就業,如果向日本、中國等國家投資則減少國內的工作崗位。Lin和Wang(2008)實證發現從總體投資規模來看投資對國內就業有促進作用,但分國別考慮時,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有顯著促進作用,而發達國家的投資對國內就業作用并不顯著。

部分學者從行業差異角度進行了分析。Bajo-Rubio et al.(2014)利用西班牙的行業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不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都能促進西班牙國內就業,而這種促進關系在服務業中最為顯著。Masso(2008)利用愛沙尼亞數據研究時也發現服務業行業對母國的就業效應大于制造業。Chen和Ku(2003)研究臺灣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該地區就業影響時發現OFDI對臺灣就業有顯著促進作用。

Braconier和Ekholm(2000)使用瑞典跨國公司數據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公司國內就業的影響,他們發現瑞典企業投資美國、歐洲等高收入國家會增加母公司的就業崗位,其中藍領工人的就業增長率最高;他們還發現跨國企業投資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時對母公司白領職員就業也起促進作用。Hijzen et al.(2007)利用日本1995-2002年的企業數據研究日本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和就業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日本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出口和就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還有學者考慮企業異質性特征對OFDI母國就業效應的影響。Navaretti和Castellani(2010)利用傾向匹配得分法分析從法國和意大利企業異質性角度進行研究發現從長期來看,意大利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母國產出繼而促進國內就業。

目前,國內部分學者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蔣冠宏(2016)利用中國2005-2007年1016家有對外直接投資的工業企業數據,運用數據匹配和倍差法(DID)檢驗發現,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促進了企業對母國就業的增長;從投資動機角度看,商貿服務類投資較制造類投資更顯著促進企業在本國就業的增長;對高收入國家投資顯著促進企業在國內就業的增長,對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并沒有明顯替代本國就業。而李磊等(2016)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次數越多,對國內就業的促進也越明顯,他們發現不同投資動機類型對就業的影響存在差異:企業資源尋求型OFDI對母公司的就業效應受行業類別的影響,而水平型OFDI和垂直型OFDI對母公司的就業效應受投資目的地國家收入水平、中檢品進出口和最終產品進出口的影響。此外,羅良文(2004)及黃曉玲和劉會政(2007)分別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各產業就業的影響,他們均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推動我國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尤其對第三產業的就業有顯著促進作用。

宋林等(2017)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有顯著促進作用,他們還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大小、投資水平、科技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剛性和對外開放程度對OFDI的就業效應存在門檻影響。

此外,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學者們對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已經從總量分析發展到對其進行二元邊際的結構性分解。國內也有學者從二元邊際角度對OFDI的母國就業效應進行了分析。陳培如和冼國明(2018)利用中國2004-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對外直接投資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方式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創造效應主要來自擴展邊際,且制造業就業的促進作用大于服務業,對中高技能制造業和低技能服務業的就業創造效應促進作用更加顯著。廖慶梅和劉海云(2018)在分二元邊際的投資國別研究時發現,雙梯度OFDI的結構特征對其作用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的“順梯度”OFDI對國內的就業作用主要來自集約邊際,發達國家的“逆梯度”OFDI對國內就業的作用主要來自擴展邊際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效應的不確定性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并不明顯。Hamill(1992)從公司戰略的角度研究了歐洲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他認為跨國公司會根據自身的戰略定位對投資國和東道國的就業崗位進行配置,因而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并不能夠確定。Castellani和Moriotti(2008)利用反事實方法對意大利跨國公司1998-2004年的數據實證研究發現,不管是對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對母公司的就業影響都不顯著。

余官勝和王瑋怡(2013)以對外投資土地出讓為中間變量構建理論模型發現,當對外投資規模較小時不利于就業;而達到一定規模后,對外投資能起到促進作用;但是當對外投資過大時卻又減少就業。蔣冠宏(2016)也發現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先上身后下降,呈現倒“U”型趨勢。

三、文獻評述

對國內外文獻進行綜述后可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效應并沒有統一的結論,即時僅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數據從相同角度進行研究,也不能獲得完全相同的結果。我們分析發現,西方學者在研究該問題時并未考慮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而高效的金融市場能有效消除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窘迫”,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跟質量,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繼而促進母國就業。因此,在進行一國OFDI對母國就業影響時,金融發展要素必不可少。

從國內文獻看,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效應的論文仍然較少,大部分學者從宏觀省際層面或利用企業微觀數據進行研究。雖然企業層面數據相較省級數據更為充足,能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但其只能檢驗跨國公司對自身就業的影響。海外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或促進作用不僅存在于同一跨國企業母子公司之間,也可能出現在跨國企業與上下游非跨國公司之間。比如,某一跨國企業在海外設立子公司轉移經營活動后,母公司的部分員工可能因此而失業,但該公司的海外投資行為可能為國內相同行業其他企業或不同行業的企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由于產業間的關聯效應,我們不能僅根據企業層面數據得出的結果推斷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總體影響,宏觀層面的分析在整個研究體系中不可缺少。但從現有從宏觀層面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母國就業效應的論文來看,并沒有學者考慮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這一因素。

因此,在原有研究中將金融發展程度納入分析框架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就業效應將是對該研究方向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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